政治信任危机：大多停留在微观的人格信任层面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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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

从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的总体状况以及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政治面貌群体的政治信任状况来看，其内容是复杂多变、表现殊异、高低不同的。本课题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信任研究”（IIBZZ004）]从价值信任、制度信任和个体信任三个层面探讨当前中国转型过程中政治信任的结构，并对我国政治信任的特征加以概括。

原文：《在社会转型中提升政治信任》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郝宇青

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的结构

1、价值信任

政治价值是政治体系赖以维系的灵魂与支柱。政治价值一方面通过公共权力的行为体现；另一方面通过观念形态呈现。政治信任结构中的价值信任，不仅指涉民众对于政权提倡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接受与认同，而且也指涉民众对于政府及其行为的价值判断。

我国的主流政治价值观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价值形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主要包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先后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战略思想。当前我国政治信任结构中的价值信任处于较高的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仍然有更多的因素在促进着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增进着民众的价值信任。例如，社会主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仍然存在，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就是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证明，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改变了人们对党和政府的认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赋予了社会主义更多的价值内涵，尤其是“共享”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对公平的价值追求，等等。

2、制度信任

制度信任是指民众对于政治制度、法制规章及其运行的认可和支持。制度信任构成为现代社会政治信任结构的核心内容。制度信任的“信任”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众对制度的价值判断，相信制度的善和公正以及自己对这种制度的同意和认可。另一方面体现为民众相信制度的稳定性和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的对制度的遵从，违反制度则意味着会遭到强制力的制裁（宋少鹏、麻宝斌，2008）。

制度信任的客体是整个制度体系。当前我国的制度体系由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两方面构成。我国的政治制度又可分为抽象层次的政治制度与具体层次的政治制度，前者是指与民众日常生活接触较少的宏观政治制度，后者则是指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的各项具体制度和规章政策。就政治信任的程度而言，当前民众对于抽象政治制度的认同程度总体呈现出较高的水平。高达83%的受访者赞同“目前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沈明明，2009）。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的政治制度信任，在结构上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态势：一方面，民众对抽象政治制度的信任程度较高，对具体政治制度的信任程度较低；另一方面，民众对于政治制度本身的认可度较高，对于政治制度实际运行的评价则较低。

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面，分配制度作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是为社会利益秩序提供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广大民众在享受收入水平整体大幅提升的同时，也感受到贫富分化带来的不公平感。课题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同“贫富分化加剧”这一观点，其中，表示“非常认同”的受访者比例高达41.9%。收入分配制度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造成了我国贫富差距在近些年愈拉愈大，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民众对于现行经济体制积极效应的认同，严重影响着民众的政治信任。

3、个体信任

所谓个体信任，是指民众对于政府官员的信任。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是通过官员的行动得以体现的，因此，民众对于政府官员的个体信任构成了政治信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官员中间的部分不良分子及其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官员的形象和公信力，严重影响了民众对于官员的个体信任。

从现代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个体信任的消解也已成为了当前我国政治信任结构转型的客观要求。个体信任的消解可以使我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对象由政治领导和官员个体逐步转移到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层面上来，这本身就是政治制度化的过程，也会因政治制度化的形成与完善而使得政治权力的运行更具有稳定性和可控性。民众对于政府官员的怀疑与不信任表明，越来越多的民众是以理性的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审视官员行为。对政府官员保持理性的怀疑和不信任，不仅无损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反而更是促进民主政治进步的重要动力，有助于政治行为者廉洁办事、依法行政，有助于防止权力异化和“代理人主权”现象的出现。

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的特征

1、政治信任主体的差异性明显

当前中国政治信任呈现明显的群体差异性，各社会群体对同一个问题有明显不同的看法或态度。

就价值信任而言，以是否认同“相比于个人努力，成功更依赖运气”这一问题为例，学历越高者，越不认同依靠运气获得成功的观点，共有45.2%的受访者对此表示“很不认同”和“不太认同”，而学历最低的“小学及以下”者对此观点的“不认同”比例也最低。收入越高者，更不认同依靠运气而成功的观点，对“相比于个人努力，成功更依赖运气”的观点表示“很不认同”和“不太认同”的比例分别为12.4%和35.1%，共达47.5%，这表明近一半的高收入受访者对个人努力更具信心。

就制度信任而言，以“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改善了民众的经济状况的认同”为例，年龄越大者，其认同度越高。50岁以上的被访者中，“非常认同”和“比较认同”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1.7%和49.6%，均分别高于41-50、31-40及30岁以下几个年龄段人群。经济收入最高者（年收入10万以上者）对该问题表示“非常认同”和“比较认同”的比例要高于其他收入段的人群，分别为14.9%和50.0%。在不同政治面貌人群中，有政治团体归属的人群相较于群众对这一问题持肯定回答的比例更高，中共党员“非常认同”和“比较认同”这一问题的比例分别为10.2%和52.8%，明显高于其他群体。

就个体信任而言，以“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与现实是否相符”这一问题为例，年龄越长者，对官员持有更多的正面看法。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更相信“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与现实“非常相符”或“比较相符”。从政治面貌来看，具有某种政治面貌的人更可能对这一问题持肯定态度，如相比于群众来说，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民主党派成员认为“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与现实“非常相符”或“比较相符”的比例均更高。

就同一个问题或同一个对的比例而言，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持有不同的态度或看法，有不同程度的信任水平，是正常现象。但是，群体间信任水平差异过大，意味着不同社会群体对同一对象或问题的态度迥然相异，这必然阻碍社会共识的建构。对转型中国来说，必须正视不同社会群体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对不同对象的差异化信任水平，更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引导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信任趋向一致，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2、政治信任客体的受信度失衡

当前，我国民众对于不同客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差异。通过统计和分析，课题组发现，民众在制度层面的政治信任水平普遍较高，而对制度的具体运行过程信任不足，同时，民众在官员个体层面的政治信任水平普遍偏低，多个政治信任客体的受信度呈现出明显失衡的状况。

对核心政治制度层面，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普遍较高。在宏观层面上，民众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这一说法，持认同态度的人数占总人数的44.1%，反映出民众对核心政治制度的信任水平较高。在微观层面上，移民倾向作为测量政治信任的一项重要指标，可以直接反映民众对于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信任水平。人们对“是否愿意移民到国外”这一问题的回答表明，大多数民众并没有移民倾向。“非常愿意”移民的受访者仅占9.6%，“比较愿意”移民的受访者仅占18.6%，而不愿意移民的受访者占调查样本的49.8%。我国民众的移民倾向较弱，这说明民众对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信任水平较高。在工作的选择上，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进入体制内的“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其中，倾向进入“政府机关”工作的受访者占30.6%，所占比例最高；倾向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受访者比例达到22.9%，两者相加达到53.5%。民众倾向于进入体制内工作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认同和信任。

作为政治信任重要客体之一的政府及其官员，民众对其政治信任的水平差强人意。民众对“当前中国廉洁程度”的评价较低，反映出腐败已经成为影响民众政治信任水平的突出问题。接近六成的民众认为当前中国官员“不廉洁”，其中，认为“很不廉洁”的受访者占27.2%，认为“不太廉洁”的受访者占31.2%，而认为中国官员“廉洁”的受访者仅占13.9%。

3、政治信任内容的矛盾化呈现

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并存。民众对核心政治体制的信任水平较高，虽然对制度的具体运行过程的信任表现不佳，但并未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构成威胁，我国社会的稳定就是证明。我国民众的人格信任方面，对高层级的官员，尤其是中央层级的官员，民众保持较高水平的政治信任。他们对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的热衷和偏爱，即证明了这一点。在关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是否希望出现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的回答中，76.93%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希望”和“比较希望”，“不太希望”和“很不希望”的态度比例仅为7.75%。

对国家未来的乐观预期与“即时利益”的选择倾向并存。民众对国家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当具体涉及到信心时，仍有近六成受访者（59.1%）“对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 表示“有信心”，不抱信心的受访者仅有11.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众倾向于“即时利益”的选择，更加倾向于经济上的投机行为，却又反映出民众较低的政治信任水平。

“特定性”的政治信任高于“散布性”的政治信任。目前，我国政治信任的内容单一，主要集中表现为因经济绩效而形成的“特定性”的政治信任。这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和政治信任生成过程中较为明显的经济利益取向密切相关。可以看到，目前民众通过行为、心理和言辞表达出来的政治信任，大都和经济利益有关。例如，在民众面对拆迁时，只要是能够获得较多利益，就支持拆迁；反之，就会进行抵制。

总体上看，当前中国的政治信任状况不容乐观，但是目前我国的政治信任危机大多停留在微观的人格信任层面，还未延伸到深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层面。由于政治信任危机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因而也就自然要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完善政治生态等方式和路径予以化解。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05期第3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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